新中国史研究三题［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新中国史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最贴近我们并且我们仍身处其中的一段历史。加强对新中国史的研究与学习对于我们认识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分重要。与其他时段的中国历史研究相比，新中国史的研究起步晚，学术积累相对少，但同时也存在历史感更强、资料更加丰富等便利条件，尤其是随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有更多需要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也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一起推进其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史研究持续繁荣发展，成效卓著。在此过程中，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奠基和指导作用，为我们开展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2021年11月11日，十九届六中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既肯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有诸多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继续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笔者多年从事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拟结合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学习以及个人的工作体会，对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略述己见。
中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论者通常将司马迁与修昔底德并称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学之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志向，也成为中国历代史家追求的目标。中国党继承了这一传统，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书写半岛，形成了编撰党史的传统。从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再到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就是中国党重视历史经验总结和历史书写的具体体现。
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党成立24年来的历史，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全党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标志着“文化大”（以下简称“”）结束后中国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前进的道路。2021年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更宏观的视野全面总结了中国党成立百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三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党及其对党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学习、研究党史和新中国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如前文所述，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前两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因此，三个历史决议是前后连贯的一个整体。因为第一个历史决议只总结了中国党成立最初24年的历史及经验教训，对新中国史的研究而言，后两个历史决议尤其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尤为重要。
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党对自身历史认识的结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是随着党的实践不断深化、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基本规律。第二个历史决议成稿于改革开放初期，“”结束后的历史转折刚刚开始，中国党即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因为当时这一历史转折还在进行中，决议对这一转折时期的叙述还只是初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下，中国党对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2011年出版的《中国党历史（1949—1978）》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叙述就更为具体，评判也更为全面，表明中国党对转折时期的认识随着自身实践而与时俱进。第三个历史决议则是站在百年党史的角度，对这一历史转折做了更加全面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我们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时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感，即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推进。与此同时，经过实践检验和岁月沉淀，中国党对历史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全面和深刻，这既是我们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更是我们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方法指引。
学习和研究历史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仅仅盯着这70多年，而应该将眼界放宽。第三个历史决议就以宽广的视野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为我们从更加宏阔的视野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可见，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既要着眼过去又要放眼未来，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广场升起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界标。但“新”“旧”中国并不能因此而截然断开。诗词中有歌颂新中国的名句“雄鸡一唱天下白”，从漫漫长夜到雄鸡报晓，并不是瞬间完成转换的，从黑夜到日出有一个东方欲晓的过程。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就不能机械地以1949年为界，限制自己的视野。中国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在延安时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以自己领袖命名的指导思想以及一套完整的组织和思想建设机制，这些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完整地把握和准确地理解1949年前中国党的成长和发展，是研究新中国史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党是打败了才建立起新中国的，推而广之，时期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都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新中国史的重要前提。20世纪上半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挫折和失败，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将两者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天平上，能使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认识和评析新中国的历史。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青年学者和学生的重视。新中国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年岁稍长些的研究者在进入这一领域前，大都做过1949年以前历史的研究，而年轻一代往往一进入历史研究就一头扎入1949年后的历史。这样的好处是主攻方向明确，但容易受限于视野不够开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时间的另一端是当下。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笔者读本科时听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当年体会不深，甚至认为应该反过来讲，猴体解剖才是解剖的钥匙，就像生物实验室中通常所做的。但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让笔者理解了这段话所蕴含的哲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的一条主线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正如所指出的：“只有对内、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力量。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推动中国经济上了一大个台阶。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今天回过头去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之后的发展历程，原先看不清楚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原先不全面的认识可以变得全面些、客观些。因此，研究新中国史一定要关注和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获得历史的纵深感来剖析和理解已经过去的历史。研究古代史，或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研究新中国史，不关注当下是无法做出有深度的研究的。
所谓空间因素，首先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其中最后一个阶段起自乾隆末年。葛兆光称1895年以后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显然，进入20世纪后，中国已经与世界越来越联为一体，不可分割了。要研究20世纪的中国，必须了解世界，了解并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世界分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因此，如果要更好地开展新中国史研究，尤其是对一些涉及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分析，就必须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方针的出台为例，就不得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这一方针的提出，是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这样做，“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和国际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仍不能忽视。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著作《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就论述了思想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对法国及其知识分子的，通过法国知识分子对思想的理解和所付诸的行动，也使我们增加了一个外部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史。德国学者史傅德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与笔者合开过一门全校通识课，我们分别从欧洲和中国的视角讨论60年代的历史，这样的讲授不仅深受学生喜爱，笔者也从他有关欧洲的历史讲授中获得启发，加深了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并对自己讲授的内容有新的补充。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更加深刻。正如习所强调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外，中国内部的空间因素也不能忽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因此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存在一定差异。对此，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有鉴于此，学界对新中国区域历史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新的理论和问题的产生，区域间的差异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以地方为研究路径的新中国史取向仍会是一个重要选择。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史研究》便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刊发了不少当代地方历史研究佳作。
总之，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广的空间中，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展现其更完整立体的面相，研究者也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段历史，既可以更好地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习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可见，新中国史不但需要关注党和国家的历史，也需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创造中国奇迹的历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也就更加广泛，这对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既是便利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研究历史需要从史料出发是一个常识。新中国史的史料与古代史、近代史的史料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多，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古代史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历史，不少史事或人物，因缺乏足够的史料，需要靠推理和想象将不完整的资料串联起来，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一般来说，古代史对一个专题的研究，在史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但在新中国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史料几乎是无法穷尽的。
新中国史的史料在种类上十分繁多。除了官方档案和报刊外，有大量和普通人物的回忆录，有日记、书信、工作笔记等，许多普通人的日记书信通常被称作为民间文献史料，还有研究者采访当事人的口述史料等。阅读古代史料需要古汉语基础，阅读新中国史料没有这一门槛，但面对不同种类的史料并非不需要相关的知识和技艺。比如报刊文章，绝大多数是政策宣传和典型报道，加之随着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报刊资料可通过电脑检索获得，一些重要信息便可能被忽略，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通过详细解读报刊资料及其历史语境，通过前后（即时间）左右（即版面内容）等对比分析，进一步挖掘史料及其背后的历史，以呈现出更加丰富深刻的历史图景。
尽管新中国史的史料数量浩瀚、种类繁多，但在研究中也会遇到史料少甚至完全没有的困境，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发生过程中没有留下记录；二是有些历史进程虽然留下了记录，但记录材料不易获得。历史上不少时段会留下带有自身时代特点的资料，如上古的竹简，中古的碑刻，还有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历史学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新中国的历史离我们最近，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文献史料，这是研究近代以前的历史学者不可能遇到的，也是研究新中国史的学者的独特机遇。
有论者指出，当代民间文献史料（主要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以其反映基层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而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这类史料中的日记、笔记等对于研究社会心理是非常难得的，同时也要看到记载者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运用时需要与历史事实相对照；而且这类史料一般以大队、村社为单位，资料分散，且个案性强，因此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是需要研究者十分注意的。确实，民间文献史料不易获得，其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也需要注意，但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确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一些研究人员通过集体化时期农村账簿等资料，对人民公社制度、农户收入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实现民间文献史料和官方权威文献的互动，展现更加丰富多面立体的新中国史。
在民间文献史料中，要特别提一下日记和书信。近年来，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名人的日记和书信已出版不少，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例如，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12卷、600万字的《顾颉刚日记》，这就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这里想指出的是，新中国史工作者也要重视普通人的日记和书信，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并借此发现新的研究议题。笔者2015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有一项子课题，专门搜集整理知识青年的日记和书信，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其中有的是日记主人从下乡第一天一直记到离开农村7年多时间的完整日记，有的是下乡4年多给父母亲的全部信件，也有知青恋人间长达数年近十万言的两地书。这些知识青年的日记和书信，展现了官方文件中缺失的历史面相，尤其是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的互动，他们在农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私人情感，而这恰恰是知青史以及新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对此，已有论者利用相关书信、日记开展了一些研究，如结合书信以及官方档案、地方志等对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不过，相较于近代史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绩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晚清山西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于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以来，近代史学界已围绕该日记开展了深入研究。新中国史研究者应该在结合官方权威文献的基础上，注重利用包括日记和书信在内的民间文献史料，开辟新中国史研究的新天地。
还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本就是一个立体而互动的过程，参与一方与被参与一方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通过不断追溯相关历史进程的参与人，我们也能获得一些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料。对此，新中国史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许多历史的亲历者还健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对亲历者的口述采访，进一步拓展史料的来源。正如胡乔木对党史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新中国史研究同样需要广泛占有一切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料，推动相关问题的探讨持续深入，完善其学科建设，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重视历史和历史书写是中国党的优良传统，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原则和方法。早在延安时期，便对党史研究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并将其称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一研究方法对持续推动新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类方法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又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决议的精神下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广大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加入。
